其后，赵匡亦著文极言科举之弊，他指出：“国朝选举，遵用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于佻薄。……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墙面。及临民项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81]他列举了科举选士的12种弊病，并提出改革方案。所论朴实，切中时弊，不像杨绾、李德裕等人主张取消明经进士，而是主张在实用、通博、达观上下功夫。明经要努力变虚为实，有资于政；进士则要通经明史，为文要“有资于用者”，不重诗赋等浮华之文。
除此之外，唐代文人学者及政府要员论科举之事的还有不少。如肃宗至德年间，有刘秩的《选举论》，代宗朝有沈既济的《词科论并序》和《选举论》，德宗朝有柳冕的《与权侍郎书》，专论科举明经之弊及改革之法。唐文宗大和年间，曾多次就科举停试诗赋的问题进行争论，或停或复，或改试议论。唐武宗时试进士则强调“但据实才”，并多次对中举进士进行复试。这类对科举制度的争执论议，终唐一代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