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古屋，正是出于对故乡的这种奇怪的、消极的和没有欢乐的眷恋之情，我才来到山姆大叔的砖砌大厦里供职，虽然我蛮可以或者最好到别的地方去求职。我在劫难逃。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逃脱了——仿佛我就要永远逃脱了——可是，就像那枚仍处于流通中的坏了的半便士一样，我又回来了；或者，好像塞勒姆对于我来说是无法规避的宇宙中心似的。因此，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口袋里揣着总统的委任书，登上那段花岗岩台阶，以海关稽查官的身份，被介绍给海关的那群先生们——他们将在我责任重大和任务繁重的任职期间协助我工作。
我很怀疑——或者换个说法，我一点也不怀疑——美国的公务员，无论是文职或是武官，都像我一样，指挥着这样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当我打量他们时，对于哪位是最老的居民，我马上就心中有数了。在这个时代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海关征收员的独立地位使塞勒姆海关置身于动荡变迁的政治旋涡之外。一旦被卷入这种旋涡，这一职位就岌岌可危了。有一个士兵——新英格兰最杰出的士兵，因为在作战时表现英勇而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一直在连续的几任政府中任职，历届政府的英明和公正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此，在许多面临危难和人心动摇的时刻，他一直是其部属的安全保障。米勒将军是一位激进的保守党人。他具有仁慈的天性，而且这种品性一般不会受到影响。他非常喜欢熟悉的面孔，很不愿意进行变革，哪怕这种变革会毫无疑问地带来进步。因此，我一接管我的部门，就发现那里的人几乎都是老头儿。他们大多数是年迈的船长，在经历过各大洋的浪涛的颠簸和坚强地面对人生中的狂风暴雨之后，终于漂泊到这个风平浪静的角落。除了总统选举带来的周期性的恐惧之外，这里很少受到外界的打扰，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角落里获得了新生。虽然他们也免不了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会年老体衰，然而他们显然有不使死亡逼近的某种法宝。我确信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患有痛风病或风湿病，甚至卧床不起，一年中的大半年时间都不会在海关露面；但是，当死气沉沉的冬天过去之后，他们又会悄悄地走出来享受五六月份的和煦的阳光，懒洋洋地着手干他们的所谓的本职工作。然后他们在高兴和方便的时候，又再次卧榻不起了。有人指控我，说我缩短了不止一个可敬的共和国公仆——公务员的寿命。对于这种指控，我甘愿认罪。因为根据我的提议，他们被允许离开艰苦的工作去安心地休养。没过多久——仿佛他们唯一的生活原则一直是热心为国效劳似的，对于这点，我确实相信——他们便隐退到另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正是因为我的干预，他们才有了足够多的时间对他们的邪恶和腐败行径进行忏悔，这对我来说是种莫大的安慰。事实上，据说每个海关关务员都会涉嫌营私舞弊。海关的前门和后门都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