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推行科举制度，士族统治彻底终结，官僚集团替代士族集团，皇权变得至高无上。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用一种温和的方式颠覆了世袭倾向。在考试中获胜的人不是贵族，而是官僚。全国的士人在同一个尺度上被选拔、被考核，他们被纳入一个共同的官僚体系。
这个转变是“好”还是“坏”，实在很难回答。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士族就此消失，换来的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皇帝，还有和士族同样寡廉鲜耻、聚敛无度的千万官吏。一个混乱残酷的士族时代就此消失，换来的是僵滞沉闷，而且往往同样残暴的大一统帝国。
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永知道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想建立一个政权，就必需要有自己的政权基础。人人都知道要为天下百姓，然而天下百姓不可能人人当家，最后作主的总是那些社会精英。
周永要建立的社会精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精英阶层，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成为精英，而现有的精英如果不努力也会变成普通人，而衡量这一切的就是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