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 在1930年与寅恪见面之前，他已出版了《荀子》（新光社，1923年）、《近思录》（支那哲学叢書刊行会，1924年）两书；此后1940年又出版了《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岩波书店）、《礼の起源と其発達》（中文館書店，1943年）等书。
[75] 参见荣新江，“前言”，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池田温先生则对寅恪先生与日本的关系作了梳理，见《陈寅恪先生和日本》，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15～13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76]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209～230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77] 仓石武四郎：《〈三里湾〉之难懂处》，加藤三由纪译，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外国学者论赵树理》（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卷），10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1998。1929年6月出版的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会第二部论纂》第一辑朝鲜支那文化研究专号中发表了这几位学者的文章，如加藤常贤《舅姑甥称谓考》、玉井是博《唐代贱民制度及其由来》、鸟山喜一《猛安谋克与金之国势》等；而1935年3月出版的《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一辑东方文化史丛考专号则发表了鸟山喜一《太平天国乱之本质》、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1936年10月出版的第五辑（京城帝国大学创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史学篇）则有大谷胜真《高昌麴氏王统考》、鸟山喜一《关于山东省黄石崖及玉函山的石窟》、玉井是博《支那西陲出土的契》等文章；参见陈广宏：《韩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之沉重一页——日据朝鲜时期京城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12辑，254～2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