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还必须利用毛泽东所强调的地理上远离中心城市的这一特点，并借助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一方的特殊国情。然而，临时中央对此全无清醒的认识。它不了解，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的苏区虽位于几省偏远地带，但仍属于中国心脏地区，其稍一发展扩大，便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而引发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由于国民党方面志在必得，战争自然越打越大，结果是红军势必要不断扩充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苏区自然也要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苏区越扩大，必然就越接近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从而越发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进一步扩大和残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促成双方总决战局面的到来。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没有足够回旋余地的红军，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保存红军的基本办法，只能像毛泽东所建议的那样，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大胆地由内线跳到外线去，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和国民党军进行周旋。但是，临时中央却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单纯的军事问题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了，红军的进退胜负，已经成为关系到整个国家领土和命运的大问题。在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里，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地理的和政治的符号，丝毫没有流动的可能。再加上其政治上生怕越雷池半步，绝不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外拒友邻，为丛驱雀，最后走到捉襟见肘、内囊掏尽、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减、红色政权无法立足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