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的圆圆的头上留着剪短了又长起来的、像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照例，一看见丈夫，她脸上的生气就立刻消失。她低着头，不安地望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穿戴得非常时髦，帽子好像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上，身穿一件浅灰色带有斜条花纹的连衣裙，连衣裙的斜条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坐在安娜旁边，她的高高的扁平的身躯挺得笔直，头垂着。她带着讥讽的微笑迎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
“啊！”她好像吃惊似的说，“您在家，我真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您。我全听说了——您是非常焦急。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她说，带着意味深长而又亲切的态度，好像她是为了他对待妻子的行为来授予他一枚宽宏大量的勋章一样。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冷冷地欠了欠身子，吻了吻他妻子的手，问她身体如何。
“好一点了，我想。”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但是看脸色您好像还有点发烧。”他说，着重在“发烧”这两个字上。
“我们话说得太多了，”贝特西说，“我觉得这是我太自私引起的，我得走了。”
她站起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