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六月晋阳起兵交好突厥，到唐武德四年四月双方交恶，前后将近四年时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三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称臣纳贡当然是一大耻辱，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无不讳莫如深。然而，在得意忘形之余，也会泄露天机的。贞观四年李靖大破颉利，唐太宗闻讯喜形于色，对近臣说： “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国家草创”,则无国力以御强敌，这是“称臣于突厥”的主要原因，至于“以百姓之故”,当属溢美之词。
其实，唐太宗指出乃父“称臣于突厥”,而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是不公平的。据有的学者考证： “太宗实为当时主谋称臣于突厥之人”,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的。
李世民主谋称臣，可见，他与突厥可汗的密切关系，而他多次借兵突厥，组成胡汉联军，正是这一密切关系的反证。晋阳起兵前夕，他通过心腹刘文静向始毕可汗借到二千突厥骑兵，组成了反隋主力。这支骑兵可能是由颉利、突利率领的。